成都11月17日电 题：中国的西藏考古是如何从“追赶”走向“引领”的呢？

— 访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记者贺劭清、岳依桐和崔白露

一百多年前的西方学者开启了西藏考古的大门。1951年后，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背景下，中国人开始系统地进行西藏考古研究。经过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西藏考古取得了许多重要发现和成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西藏考古如何起步，并经历哪些阶段的变化呢？中国考古界是如何逐步形成系统的西藏考古体系与研究布局，实现从“跟随者”到“引导者”的转变的？未来的西藏考古方向是什么呢？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霍巍日前接受了《东西问》专访，并对此进行了解读。

以下是访谈实录的摘要。

记者询问关于西藏考古的起源情况。有哪位外国学者或探险家曾经参与过相关的考察和研究呢？在那些早期的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时代的限制呢？

霍巍说，西藏考古是国际上的一门显要学科。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西方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已经前往西藏进行相关的研究。

这些考古工作中，大部分属于地面采集和寻访，较少涉及发掘工作。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杜齐(Giuseppe Tucci)。尽管他在西藏的佛教艺术研究和遗址考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从整体上看，他的考古工作仍然主要局限于地表采集，并且比较零散，没有形成系统性成果。

记者：中国考古学界的学者如何逐步建立起对西藏考古的学术体系和研究框架，实现了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霍巍指出：自1950年以来，中国多民族考古工作者参与了西藏考古工作，并开创了西藏考古的新篇章。特别是在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的带领下，在西藏昌都地区进行的卡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发掘成为标志事件之后，西藏考古进入了大规模地下发掘阶段，取得了大量一手资料。例如，卡若遗址对于探讨西藏早期农作物起源及栽培问题、以及与中原文化间的交流等课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2025年7月15日，记者张祥毅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西藏博物馆拍摄到新闻照片。图片展示了从卡若遗址挖掘出的陶器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关注。

过去，西方学者在西藏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三个领域很少有涉及。虽然缺乏科学的考古材料，并有待进一步发掘，但新中国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在这三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从此，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从西方学者转移到了中国学者手中。

比如说，在探讨早期人类何时踏上青藏高原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对此知之甚少。然而，随着近来的研究进展，得益于中国学者的贡献，我们可以较为确切地说：大约五千年前，人类就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并开始他们的文明活动。

距今约5000年前，在西藏已有卡若遗址和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深圳优势【代办电话13434104765；QQ2188982664】昌果沟遗址等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的存在。那时的居民开始学习种植小米，并引入青稞进行农耕生产。

在公元7世纪的吐蕃时期，一条连接东西方交流的重要路线已经建成。历史上曾有文献记载了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前往印度的事迹，但是多年来，在中印边境地区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历史记录或者可靠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1990年，我领导的一支调查队在中尼边境找到了《大唐天竺使出铭》。这块碑刻记载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时，在山口遭遇山洪，并在此地抢修栈道的事件。当时，王玄策所带领的代表团里有一位书法家水平很高，负责书写了这一块碑刻，最终再由工匠雕刻完成。

该块石碑的发现，目前已成为证实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并比现今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早了一百多年。其发现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中印交通史及唐蕃交通史上被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发现之一。

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考古学者能够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西藏考古上屡获新突破。

《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碑铭局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询问：关于西藏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发现，请问这些标志性的考古成果有什么价值？

霍巍认为，从人类生命的基因角度来看，西藏的考古研究为揭示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原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分子人类学依据。例如，在极端低温和低氧环境中生存的人类必须具备哪些体征和特性来抵抗这些不利条件。

西藏考古展现了高原上人民通过艺术创作，在宗教、美术、哲学、思想、文字等多个方面形成独特文化特征，并塑造出重要的西藏文化标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

人们常常询问西藏文化的本源在哪里？答案在于西藏文化的本质存在于东亚文化圈、汉文化圈中，是在这个汉文化圈内形成的文化基础。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这样的视角来理解和认识西藏考古及西藏文化，才能对当今的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问题，有准确的认识。

西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史前时代乃至历史各个发展阶段中，这片高原地区生活的族群与内地的发展历程有着密切联系。

西藏的发展趋势表现出显著的凝聚力，并且内地对西藏拥有强烈吸引力。这两种力量共同确保了西藏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

2024年10月19日，在西藏拉萨的西藏博物馆内，人们正在拍摄馆内的岩画。摄影：李林。

记者提问：西藏的考古事业今后将朝向怎样的发展方向？

霍巍提到，童恩正教授曾经说过：“在这个被视为荒漠的一些地区上部，在藏匿着极为珍贵的历史遗迹。这些遗产在科学价值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在当前的认识范围内仍有许多难以确切评估的部分。”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深圳优势【代办电话13434104765；QQ2188982664】开创了“二重证据法”。他特别强调了地下出土材料的重要性。冯汉骥、徐中舒等老一辈川大考古学者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学等领域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二重证据法”为“多重证据法”。

西藏考古研究涉及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生物分子学等多个领域。通过多学科合作与整合不同证据，才能更好地了解人类是如何登上高原并在那里生活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在此地创造出独特文化的。

比如，在青藏高原农作物的培育和利用方面，历史记载不多。如果在综合考古研究中融入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以及环境考古等多学科合作，则更有助于了解粟米、大麦、小麦何时被引入，并成为高原地区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这样的研究也有利于揭示青藏高原如何通过其通道连接起丝绸之路与高原丝绸之路，促进物种和文化交流。

当然，在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拓展一些新的手段和方法，并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例如，我们将使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来研究植物，借助动物考古学对动物驯化提供新的证据。这些研究可以视为对“二重证据法”的一种丰富与发展。

目前，四川大学在西藏的考古工作中正采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最近，该校提出了不仅进行西藏地区考古研究的目标，还要对整个西藏的地理、地貌、生态和气候进行全面综合研究。 青藏高原对于亚洲人类社会具有特殊影响，多条大江大河发源于此地。它不仅孕育了中华文明，在南亚和东南亚文明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未来应从更广阔的领域认识青藏高原，并惠及人类社会的发展。

采访对象资料：

记者 张浪 拍摄的霍巍照片

霍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及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同时担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 他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主要聚焦于汉唐考古、西南考古和西藏考古等方向。其研究领域还包括文物学与艺术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 他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青藏高原考古研究》《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等，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超过20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