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1月22日电 题：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特别强调发展权？

——专访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

新闻工作者 曾静宁

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需要特别强调发展权利呢？这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吗？最近，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接受了“东西问”的专访，在专访中他解析了发展权的概念。

他说，发展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与就业、教育、医疗紧密相连，关系到每个人享有更体面生活的问题。中国提出的发展导向人权之路，目标是确保发展的利益覆盖所有民众。这一路径也为全球人权事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以下是本次访谈的实录摘要。

记者提问：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何要强调发展权？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这个概念有什么关联？

常健指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在这一进程中，也常常会遇到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不仅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迅速加大，而且在每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差异也在不断拉大。这种差距的扩大，既是对于人们尊严的威胁，也会使社会陷入动荡，阻碍发展进程无法持续下去。

因此，《发展权利》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现代化过程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要求给正在经历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国家提供更多平等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提供特别保护。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将其作为发展目标。为此，需要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得到实现，同时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均衡发展。因此，在中国人权事业方面，发展权被视作首要的基本人权，促进国家、社会及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被视为当务之急。 中国政府制定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将发展权放在人权事业发展的战略核心位置，并将促进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确立为人权事业的整体方向。此举充分保障了所有社会成员在参与和发展过程中享有的平等权利。根据2021年至2025年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到“发展”的频率高达百余次。

2025年11月21日，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于北京举行开幕仪式，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携手迈进现代化：共享理想与前行之径”。图为会议前夕与会者进行交流的照片由记者田雨昊拍摄。

记者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如何将“发展权为核心”理念转换为具体政策与行动的呢？

常健：自2009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制定了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了将发展权理念融入实际政策与措施之中，中国的人权行动计划实施了一系列表决。

以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例，在一方面，该计划强调江苏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代办电话13434104765；QQ2188982664】“发展促进人权”，要求夯实粮食安全的基础、提高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加强住房安全防护、优化交通条件、弥合城乡数字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和健全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并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这为各项人权保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该计划要求全面贯彻就业优先政策，提高学前教育普及率、义务教育巩固率和高中阶段入学率，提升全民阅读服务水平，并完善公民对立法和监督工作的参与机制。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和制度化发展，同时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并依法保障和规范网络表达。

2025年11月21日，“人权行动看中国·2025”江西行活动的参访团访问了江西赣州。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官员和代表，与中国人权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一同前往于都县潭头村进行参观考察，并了解特色产业如何推动乡村振兴情况。 图片来源：刘力鑫

记者询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推行的政策是如何确保不同的社会群体可以平等地受益，避免收入和机会上的差异不断拉大。

常健认为，为确保发展的权利能够得到公平保障，并让各类阶层与不同群体都能共同分享发展带来的成果，中国政府实施了四个方面的主要措施。

一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中国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并实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基本一致的目标。持续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报酬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及工资指导线的形成机制。 强化再分配手段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并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三是集中全力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力求缩小城乡收入差异。确保农村贫困人口能够解决吃饭难题及衣物需求，并享有足够的教育机会、基本医疗服务和安全保障。

三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为目标。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以及中部地区的崛起。

四是为低收入人群、老人以及残疾人等特定群体实施专项保护政策，并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江苏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代办电话13434104765；QQ2188982664】不断提升老年和残疾人的权益保障标准；同时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

2024年5月，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于贵州省贵阳市举办。图中显示参赛选手正在参加育婴项目的比赛。记者瞿宏伦拍摄。

记者提问：除了政府的引领之外，社会各界在推动人权方面又可以做些什么？

常健认为，从全球人权的发展趋势看，社会力量在全球人权事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的以发展权为中心的人权事业推进过程中，不但要依靠政府的积极参与，也需要全社会形成合作的局面。

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开展人权倡导活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权意识；可以集中反映人权需求，推动相关人权保障政策的出台；能够参与到实际人权行动中来，使人权真正落实到具体措施上；还可以进行社会监督工作，确保人权得到切实执行。

记者询问，在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路径下，展望未来发展，中国的下一步人权行动计划的重点和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常健表示，在将发展权作为核心人权发展方向的情况下，中国接下来需要集中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发展权利旗帜下推动各项人权协调进步的方式方法是什么。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并两次提及“人的全面发展”。这要求处理好发展权与各项人权的关系，特别是促进发展权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权利之间的关系，使在发展权实现的过程中，各项人权能够得到协调推进，真正保障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同时，中国政府将继续通过稳定、稳健的经济发展支持人权事业的发展，并致力于缩小城乡及地区间在权利保障方面的差距，确保每个人都能公平地享有所有的人权。

采访对象介绍：

常健，记者唐小晴拍摄。

常健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的主任。他在中国人权研究会上任职常务理事。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权理论与制度以及公共风险治理与冲突管理。

出版了《人权的理想·悖论·现实》、《当代中国权利规范的转型》以及《中国人权保障政策研究》等20部学术专著，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了180余篇论文，担任《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蓝皮书）副主编和《中国人权在行动》系列丛书主编。他还参与了多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并起草了几部政府的人权白皮书，并多次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及其边会，并发表了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