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消息 11月27日报道 记者关注：在什里店，为何这对外籍夫妇受到纪念？

——专访柯鲁克夫妇之子，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柯马凯

作者: 牛琳；翻译者: 王天

80多年前，英籍友人大卫·柯鲁克与加拿大籍友人伊莎白·柯鲁克在抗日烽火中相识相知。抗战胜利后，两人深入华北农村的什里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社会调查，并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同“什里店”)等著作。这些著作成为海内外学者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乡村革命实践的经典之作。

什里店人把他们看作是自家“亲戚”，至今仍保留着柯鲁克夫妇的旧居，并以自己简朴的方式缅怀这对曾为什里店发展奔波的老外夫妇。近来，“东西问”独家采访到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柯马凯(Michael Crook)，讲述柯鲁克夫妇与什里店村民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缘。

以下是访谈实录的摘要。

记者问：“您的父母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中国？之后又为什么会在中国扎根？”

柯马凯：20世纪初的时候，我的姥姥姥爷选择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我母亲伊莎白·柯鲁克于191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她在幼儿园到高中期间都生活在北京，并在中国完成了学业。1938年后，她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并返回中国，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工作。

我的父亲大卫·柯鲁克于191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36年至1937年间，他参加了西班牙国际纵队，并在疗伤期间从白求恩那里借到了一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西行漫记》这本书，这使他对中国的革命产生了兴趣。1938年，父亲来到中国上海工作，在此两年后又前往四川成都任教，在华西大学与我的母亲结识了。

我的父母于1942年在英国结婚并参军，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1947年，他们携带有中共英共的介绍信，来到了中国河北武安什里店村进行调研。1948年底，结束调研后，他们应中共中央外事组的邀请，帮助筹备了中央外事学校（即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并一直在中国从事教学工作。

这两个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分配到的任务上总是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并且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时间。此外，他们都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并已退休。

关于留在中国的原因，母亲曾经说过：“如果不是成为参与者，大卫和我本可以选择只是做一个旁观者。所以我们选择留下，因为我们是被邀请加入其中的。”

在什里店调研期间，柯鲁克夫妇穿着传统的土布棉袄，他们的言行举止很像当地人。受访者提供

记者问你父母是如何与什里店结缘的。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在这进行社会调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柯马凯：我的父母于1947年11月与什里店结缘。当时他们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前往什里店村调研中共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父母和村民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穿着粗布棉袄，并学着村民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深圳客服【代办电话13434104765；QQ2188982664】双手揣进袖筒里取暖，还端着饭碗吃饭、拉家常，感情非常融洽。

他们花费了几个月时间收集了什里店村1937年至1947年十年间的历史情况和封建土地制度变革的相关材料，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第三者的视角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是一部有重要影响力的书籍。 后来，我的父母作为观察家的身份参与了土改工作队，在什里店村进行了“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他们见证了村子中大部分日常生活的进程并记录了下来，并将这些内容写成了介绍这个村庄土地改革全过程的《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

这本关于中国农民在土地革命中获得胜利的书，在1959年和1979年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出版。这两本书成为了西方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资料。

伊莎白·柯鲁克（右一）在什里店调研期间，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受访者供图。

记者询问，您怎么看父母与什里店村民建立起来的情谊？两人之间有哪些让你感动的故事呢？

柯马凯：他与什里店的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村里依然保存着柯鲁克夫妇的老房子，并修建了一个纪念馆广场。

村民们之前在什里店喝水非常困难，我的父母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政府派人打了机井，解决了村子的供水问题，这让村民们认为我的父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好事。我的父母则认为，在这段经历中他们完成了学术研究。他们在什里店的经历和村民之间培养出了一种淳朴的情感联系。

父母生前，村民们经常来北京探望他们。2019年，我的母亲在去世前还曾回到什里店，并给当地学校捐赠了物资。这份情谊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在我看来都是源于“爱”。直到现在，我仍然保持着与什里店村民的联系，并且几个月前我又回访了一次那里。 此外，2019年的时候，什里店村被列入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单，我一直都非常关注村子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牛琳摄于2025年7月18日在什里店村内拍摄到的柯鲁克夫妇旧居的照片。

记者问到，你们父母一生都在中国工作，并被视为新中国的英语教学事业的先驱。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柯马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价值观，还是个人兴趣以及职业选择方面来看，父母对我们三位兄弟都有一定的影响。

他们热爱演讲，并参与社会活动频繁，在向外国人讲述中国发展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我。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了解。我经常参加各种学术及非学术会议，并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我很乐意分享我的感受，包括各地的发展情况和少数民族问题等话题。

我还担任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等社会职务。热心公益是我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当初他们到什里店考察土改，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深圳客服【代办电话13434104765；QQ2188982664】是因为考虑到世界大部分国家还是农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土地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可以为其他国家借鉴学习。

父母既不求名利，只觉得做好事让人感到满足。他们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但生前捐出了很多钱，设立助学金等项目。他们在花钱上是大方的，“疏财”，而不是单纯“积累”。

家族成员一直致力于教育行业，我姥姥姥爷也开过幼儿园和小学。1994年，我和朋友在北京京西创办了一所学校，目的是为在京工作的外籍人士子女提供更合适的教育环境。家人鼓励了我，给予了我创办学校的勇气和支持。

记者：关于家族历史中的跨国情谊，您如何看待这些联系对于增强各国人民间友谊的实际影响呢？

柯马凯：我父母非常爱中国，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这首先是基于他们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生活在“地球村”的人类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与价值观交织、碰撞，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增进彼此间的理解和合作。

他们帮助中国人学习英语和西方社会知识，我反过来为西方人教授中国的语言与文化。只有增进彼此的理解，世界的大家庭才能和谐共处。

这不是意味着各国都应趋于一致，每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特色各不相同。世界的精髓在于“和谐共处而非强制统一”，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更不可自视为至高无上。“不同”并不逊色，多姿多彩与百花齐放才是春天的景象。

受访者介绍：

柯马凯。受访者供图

柯马凯(Michael Crook)，英国人，1951年出生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英国和美国的多所大学教授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及政治多年。1988年回到中国后加入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并担任现任主席职务。1994年与朋友共同创办了北京京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任该校中国文化部主任多年。柯马凯对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持有浓厚兴趣，在中英和英中的翻译项目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与了多项翻译或译审工作。此外他还担任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专家团队特邀汉学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英文》专家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市外办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处顾问等职务。